樹日街的懷想
新冠疫情三年來，與某地產公司結緣，經常需要到他們總公司談業務，有兩條路可以到達他們公司，一條是經過岷倫洛教堂從美佳對面進去，另一條是路經樹日街，我通常會讓司機選擇樹日街的這條路，有時碰到交通紅燈，我乾脆下車步行。漫步在馬尼拉華人區的樹日街，我腳下的土地是我外公幾十年前曾經每天走過的路，從我的外公這一代開始到我的孩子們，我們家的中菲兩國的情緣就這樣牽著不斷，歷經百年，連綿不斷......。
我外太公是清朝官員，民望頗高，在台南地區有一個紀念他的廟宇。我外公年輕時他唯一的姐姐遠嫁菲律賓，也把她最疼愛的五弟也帶來馬尼拉。到了成家的年齡，我姑婆又回國把她婆家最懂事的鄰居女孩娶進門，從此，馬尼拉樹日街與故鄉石獅那個叫山上的小村子通過“僑批業”牽連在一起了。
新婚之後，外公再次下南洋，外婆抱養了失去母愛的外甥女當女兒，再見到心愛的丈夫已是五年之後，這才有了親生的第一個女兒，四年後，有了我媽媽。10年之間，三次返鄉，外公成了三個女孩的父親，肩上的擔子加重了，那個時候交通不便，回鄉一次，談何容易？雖然有姑婆的照應，外公一個打工仔對家的思念也只能寄託在不斷匯回家的生活費中。
在封建社會，沒有一個兒子在家族裡是抬不起頭的，外婆帶著三個女兒生活，無奈之下，抱養了一個男孩，外婆既當爹，又當媽。
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日本人的鐵蹄蹂躪東南亞，菲律賓也同樣在劫難逃。交通斷了，僑批也斷了，在閩南家鄉的婦孺度日如年，生活來源瞬間失去了，外婆邁著一對小腳賣起了“故衣”，打粗工，入不敷出，一度打算把那時才9歲的親生女兒（我媽媽）賣到大戶人家當女婢，卻因為年紀太小的緣故買主看不上而作罷。
1945年二戰以日本的投降結束了，僑批業恢復了，外公也終於回到了故鄉，與一家妻小團聚。我媽媽在13歲的時候才第一次見到父親，那時在男尊女卑的社會，媽媽央求外公一天可以吃兩餐，以換來進學校讀書的機會，看著乖巧又懂事的小女兒的請求，外公同意了，從此，家鄉與菲律賓來往的書信大都由我母親經手了。
1949年解放後，不識字的外婆成了村裡的積極分子，調解員。我媽在16歲的時候就參加了土改運動，成了晉江縣人民代表，後來進入了晉江僑聯工作，參加過被排華回國的印尼歸僑的接僑工作。1960年，經過大躍進之後的大陸遭遇了三年大自然災害，我媽寫信給外公，能不能把外婆接到香港生活，家鄉的人情世事將由她承擔，不必再寄錢回國。
勤快的外婆在香港哪裡能歇著，不識字的她只能進製衣廠剪線頭，每次到菲律賓與外公會面，外婆的行李中必定有菲律賓表親小孩的舊衣服，然後輾轉寄到家鄉石獅。那時候，一個從香港寄回國的包裹要付人民幣三角二，穿著菲律賓香港寄來的舊衣服，我成了鄰里小孩中最洋氣的娃。後來外公外婆要在家鄉建房子，憑著外匯券還可以買到木材等東西。
1973年，闊別家鄉28載的外公與離開石獅13年的外婆終於回國了，他們帶回13大件行李，有自行車，縫紉機，收音機等等，還有很多香港華豐國貨的日常吃住的用品，我最心儀的是裝著“FITA”餅乾的餅乾盒。
以前每每“番客”返鄉，會有親戚來“脫草鞋”的習俗，這時“番客”會準備一些針線，香皂之類的東西作為回禮，同時也會送給鄰里鄉親。每一次風風光光的回國前，工薪階級的外公，總會預支薪水直到返回菲律賓後才慢慢還。
再次見到外公已是1980年，外公落葉歸根，住進了新建的房子。我們家的菲律賓緣算是告了一個段落，1982年，我考上了大學，收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，我去給外公外婆報喜，外公興奮的給我說了一大串帶有菲律賓口音的英文。沒想到的是，十年之後，1992年，我竟然踏上了菲律賓的旅途，當年我結婚的時候，外子的西裝就是在樹日街的西裝店定做的。
血緣這個東西真的不可思議，外公精於廚藝，我媽媽也遺傳到這一點，我結婚的時候，她來菲律賓參加我的婚禮，有一次跟我到菜市場，看到了鯽魚（Tilapia），買回家後，給我們煮了一道蔥燉鯽魚，說是外公傳給她的，特別美味。我的孩子們把這道菜叫著“Mama Fish”，經常會要求我煮給她們吃。
2011年，我在姑婆的小兒子家生活了三個月，這道“蔥燉鯽魚”竟然喚起了70多歲的表舅的滿滿的童年回憶，當年外公在樹日街的點點滴滴使我與素不相識的表親們一見如故，因為我是“五舅的孫女”。
離開家鄉15年之後，我第一次回國，返菲時，我媽把一包東西交在我手中，讓我帶回菲律賓。我才從日據時期的台灣護照上知道，我外公出生在高雄，年老返鄉時，他拿的是“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”。
有不少人建議我要把在菲律賓出生的兩個孩子帶回國內讀書，接受中國文化的教育，才不會西化。可我認為，孩子們在這裡出生，應該融入當地的文化，從學校回家後，就是父母教育的責任。說閩南話，吃中餐是我們家的規矩，孩子們漸漸的長大了，她們去孤兒院，去參加各種慈善活動，參加足球隊，回國參加學漢語夏令營，把中國文化與菲律賓文化完美地融合在一起。
2016與2017年，我的兩個孩子均獲得菲華傑出學生，2017年，我家老二獲得獎學金代表菲律賓在中國常熟世界聯合學院讀高中。
2018年年底，我家老二把她在申請美國大學時的一篇作文傳給我看，我把它翻譯成為中文，節選如下：
“你从哪里来？”四个字，十五个字母。一个简短而简单的問題，你會希望得到简单的回答。每当有人问我这个問題时，我立刻脱口而出：菲律宾。嗯，确实如此，我来自菲律宾，这就是我此生大部分时间生活的地方，更精确的說是十六年。 Tagalog和Bisaya是我大脑裡用来处理信息的默认语言。我用Mano po迎接长辈，我喜欢看菲律賓臺正午的綜藝节目。這些描述，讓我看起來和其他菲律宾人無異。但在我脑海深处，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。
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别人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我都得学會如何应对。你看，回到家里，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菲律宾人，我是数百万菲律宾人中的局外人。我妈妈是中国人，二十多年前，她来到菲律宾，与我父亲結婚并生下我和姐姐。
我不可能否認我的中國血統，我和家人在家里讲福建话，我最喜欢的菜是经典的中式煎鱼。我上一所華文学校学习漢語，只是意味着我有点與眾不同。菲律宾華人社區规模很大，我的朋友是華人，菲律宾人和菲華混血，我們之间没有經歷過任何形式的種族歧視。
然而，将我與一个純菲律宾血統的人比較，你會發現我们在鏡子中的反射是無法完全相似;同樣的道理，如果你把我和一个純中国血統的人放在一起，也是如此。当我离开菲律宾後，在中国讀最后两年高中時，我意识到了这一点。
作为一个菲律宾人，在中國，在國籍與種族方面，在一个拥有100多个國籍的外國學生和200多名中國學生的國際學校中，我看到的現實世界，感覺就不一样了。在中國學生中，我不被认为是中國人，因為我是菲律宾人。而在菲律宾人中，我是中國人。每当我开始講普通話时，我所有的外籍同學們都认为我拥有某種特殊的技能。但是，在大陸，我的身份受到了挑戰，感覺好像我的存在被否決了。
這種情况困扰了我一段時間，我不知道如何解决它直到在中國的开放街道上度过了一个下午后，我在大街上與不相識的人真誠的擁抱。
我可以说六种语言和方言，所有這些都是我身份的一部分。它們讓我成為了我。我對文化的欣賞和融入的能力是如此的自然，以致于我内心不再糾結。在紛擾的世界里，我对文化的統一与和谐有了了解。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证明一个人可以将一百万种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，一切都会变得更好，因為我們是地球村的子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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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我家老二的感想，四年過去，當我漫步在樹日街頭，回憶祖輩，思緒飄到故鄉，飄到遠在美國求學的女兒們身上，此時，我的腦海里回嚮著《把根留住》這首歌……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