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菲侨商

樹日街的懷想

2022-08-03 11:24:00

樹日街的懷想

   新冠疫情三年來,與某地產公司結緣,經常需要到他們總公司談業務,有兩條路可以到達他們公司,一條是經過岷倫洛教堂從美佳對面進去,另一條是路經樹日街,我通常會讓司機選擇樹日街的這條路,有時碰到交通紅燈,我乾脆下車步行。漫步在馬尼拉華人區的樹日街,我腳下的土地是我外公幾十年前曾經每天走過的路,從我的外公這一代開始到我的孩子們,我們家的中菲兩國的情緣就這樣牽著不斷,歷經百年,連綿不斷......。

我外太公是清朝官員,民望頗高,在台南地區有一個紀念他的廟宇。我外公年輕時他唯一的姐姐遠嫁菲律賓,也把她最疼愛的五弟也帶來馬尼拉。到了成家的年齡,我姑婆又回國把她婆家最懂事的鄰居女孩娶進門,從此,馬尼拉樹日街與故鄉石獅那個叫山上的小村子通過“僑批業”牽連在一起了。

新婚之後,外公再次下南洋,外婆抱養了失去母愛的外甥女當女兒,再見到心愛的丈夫已是五年之後,這才有了親生的第一個女兒,四年後,有了我媽媽。10年之間,三次返鄉,外公成了三個女孩的父親,肩上的擔子加重了,那個時候交通不便,回鄉一次,談何容易?雖然有姑婆的照應,外公一個打工仔對家的思念也只能寄託在不斷匯回家的生活費中。

在封建社會,沒有一個兒子在家族裡是抬不起頭的,外婆帶著三個女兒生活,無奈之下,抱養了一個男孩,外婆既當爹,又當媽。

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,日本人的鐵蹄蹂躪東南亞,菲律賓也同樣在劫難逃。交通斷了,僑批也斷了,在閩南家鄉的婦孺度日如年,生活來源瞬間失去了,外婆邁著一對小腳賣起了“故衣”,打粗工,入不敷出,一度打算把那時才9歲的親生女兒(我媽媽)賣到大戶人家當女婢,卻因為年紀太小的緣故買主看不上而作罷。

1945年二戰以日本的投降結束了,僑批業恢復了,外公也終於回到了故鄉,與一家妻小團聚。我媽媽在13歲的時候才第一次見到父親,那時在男尊女卑的社會,媽媽央求外公一天可以吃兩餐,以換來進學校讀書的機會,看著乖巧又懂事的小女兒的請求,外公同意了,從此,家鄉與菲律賓來往的書信大都由我母親經手了。

1949年解放後,不識字的外婆成了村裡的積極分子,調解員。我媽在16歲的時候就參加了土改運動,成了晉江縣人民代表,後來進入了晉江僑聯工作,參加過被排華回國的印尼歸僑的接僑工作。1960年,經過大躍進之後的大陸遭遇了三年大自然災害,我媽寫信給外公,能不能把外婆接到香港生活,家鄉的人情世事將由她承擔,不必再寄錢回國。

勤快的外婆在香港哪裡能歇著,不識字的她只能進製衣廠剪線頭,每次到菲律賓與外公會面,外婆的行李中必定有菲律賓表親小孩的舊衣服,然後輾轉寄到家鄉石獅。那時候,一個從香港寄回國的包裹要付人民幣三角二,穿著菲律賓香港寄來的舊衣服,我成了鄰里小孩中最洋氣的娃。後來外公外婆要在家鄉建房子,憑著外匯券還可以買到木材等東西。

1973年,闊別家鄉28載的外公與離開石獅13年的外婆終於回國了,他們帶回13大件行李,有自行車,縫紉機,收音機等等,還有很多香港華豐國貨的日常吃住的用品,我最心儀的是裝著“FITA”餅乾的餅乾盒。

以前每每“番客”返鄉,會有親戚來“脫草鞋”的習俗,這時“番客”會準備一些針線,香皂之類的東西作為回禮,同時也會送給鄰里鄉親。每一次風風光光的回國前,工薪階級的外公,總會預支薪水直到返回菲律賓後才慢慢還。

再次見到外公已是1980年,外公落葉歸根,住進了新建的房子。我們家的菲律賓緣算是告了一個段落,1982年,我考上了大學,收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,我去給外公外婆報喜,外公興奮的給我說了一大串帶有菲律賓口音的英文。沒想到的是,十年之後,1992年,我竟然踏上了菲律賓的旅途,當年我結婚的時候,外子的西裝就是在樹日街的西裝店定做的。

血緣這個東西真的不可思議,外公精於廚藝,我媽媽也遺傳到這一點,我結婚的時候,她來菲律賓參加我的婚禮,有一次跟我到菜市場,看到了鯽魚(Tilapia),買回家後,給我們煮了一道蔥燉鯽魚,說是外公傳給她的,特別美味。我的孩子們把這道菜叫著“Mama Fish”,經常會要求我煮給她們吃。

2011年,我在姑婆的小兒子家生活了三個月,這道“蔥燉鯽魚”竟然喚起了70多歲的表舅的滿滿的童年回憶,當年外公在樹日街的點點滴滴使我與素不相識的表親們一見如故,因為我是“五舅的孫女”。

離開家鄉15年之後,我第一次回國,返菲時,我媽把一包東西交在我手中,讓我帶回菲律賓。我才從日據時期的台灣護照上知道,我外公出生在高雄,年老返鄉時,他拿的是“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”。

有不少人建議我要把在菲律賓出生的兩個孩子帶回國內讀書,接受中國文化的教育,才不會西化。可我認為,孩子們在這裡出生,應該融入當地的文化,從學校回家後,就是父母教育的責任。說閩南話,吃中餐是我們家的規矩,孩子們漸漸的長大了,她們去孤兒院,去參加各種慈善活動,參加足球隊,回國參加學漢語夏令營,把中國文化與菲律賓文化完美地融合在一起。

2016與2017年,我的兩個孩子均獲得菲華傑出學生,2017年,我家老二獲得獎學金代表菲律賓在中國常熟世界聯合學院讀高中。

   2018年年底,我家老二把她在申請美國大學時的一篇作文傳給我看,我把它翻譯成為中文,節選如下:

“你从哪里来?”四个字,十五个字母。一个简短而简单的問題,你會希望得到简单的回答。每当有人问我这个問題时,我立刻脱口而出:菲律宾。嗯,确实如此,我来自菲律宾,这就是我此生大部分时间生活的地方,更精确的說是十六年。 Tagalog和Bisaya是我大脑裡用来处理信息的默认语言。我用Mano po迎接长辈,我喜欢看菲律賓臺正午的綜藝节目。這些描述,讓我看起來和其他菲律宾人無異。但在我脑海深处,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。

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别人,无论我走到哪里,我都得学會如何应对。你看,回到家里,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菲律宾人,我是数百万菲律宾人中的局外人。我妈妈是中国人,二十多年前,她来到菲律宾,与我父亲結婚并生下我和姐姐。

我不可能否認我的中國血統,我和家人在家里讲福建话,我最喜欢的菜是经典的中式煎鱼。我上一所華文学校学习漢語,只是意味着我有点與眾不同。菲律宾華人社區规模很大,我的朋友是華人,菲律宾人和菲華混血,我們之间没有經歷過任何形式的種族歧視。

然而,将我與一个純菲律宾血統的人比較,你會發現我们在鏡子中的反射是無法完全相似;同樣的道理,如果你把我和一个純中国血統的人放在一起,也是如此。当我离开菲律宾後,在中国讀最后两年高中時,我意识到了这一点。

作为一个菲律宾人,在中國,在國籍與種族方面,在一个拥有100多个國籍的外國學生和200多名中國學生的國際學校中,我看到的現實世界,感覺就不一样了。在中國學生中,我不被认为是中國人,因為我是菲律宾人。而在菲律宾人中,我是中國人。每当我开始講普通話时,我所有的外籍同學們都认为我拥有某種特殊的技能。但是,在大陸,我的身份受到了挑戰,感覺好像我的存在被否決了。

這種情况困扰了我一段時間,我不知道如何解决它直到在中國的开放街道上度过了一个下午后,我在大街上與不相識的人真誠的擁抱。

我可以说六种语言和方言,所有這些都是我身份的一部分。它們讓我成為了我。我對文化的欣賞和融入的能力是如此的自然,以致于我内心不再糾結。在紛擾的世界里,我对文化的統一与和谐有了了解。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,证明一个人可以将一百万种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,一切都会变得更好,因為我們是地球村的子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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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我家老二的感想,四年過去,當我漫步在樹日街頭,回憶祖輩,思緒飄到故鄉,飄到遠在美國求學的女兒們身上,此時,我的腦海里回嚮著《把根留住》這首歌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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